爐蓋上踏在水波紋之中的龍馬背部以點線構成奇特圖案和爐腰部的神龜，正是《周易·系辭》所說的“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的寓意。孔穎達疏引，《尚書中侯·握河記》稱“伏羲氏有天下，龍馬負圖出于河”，《尚書·洪范》：“天乃賜禹，洪范九疇”——傳說三皇之一的伏羲就是依據(jù)孟河中躍出的龍馬背部的圖形畫出了八卦，而禹根據(jù)龜背上的“文”成就了“九類常道”進而造福于黎民。

這尊香爐的外形的確很像新石器時代或先秦時期的陶豆器具，也與商周時代的青銅豆相似，因此我們有理由說它與陶豆、青銅器皿有一定的關系。

根據(jù)考證，陶豆主要用來盛放“菜”。在古代陶缽才是個人使用的餐具，與現(xiàn)代飯碗器具相似。陶豆的形狀淺而小，不同于盛“飯”的缽，它只能盛放少量“副食”，很可能就是瓷盤的前身。主副食有所區(qū)別，這是稻作農(nóng)耕社會派生出來的生活方式，也是東方飲食文化的傳統(tǒng)特點之一。高而穩(wěn)的陶豆，在使用中，既能豆器中“菜”的視覺效果，又與古人席地而坐生活方式相一致，方便夾“菜”，古人的聰明才智可見一斑。

我在撰寫《尋訪中華名窯》一書時，曾到介休窯考察，它位于晉中洪山鎮(zhèn)，1957年搞農(nóng)田水利時被偶然發(fā)現(xiàn)。認為介休窯的白瓷燒制水平、燒造規(guī)模、歷史影響略遜于定窯，但它燒造的器物白度較高，經(jīng)科學測試為78.3℃，胎質細膩，透亮堅硬，敲擊聲音清脆，燒造溫度應在1300℃左右，幾乎可與現(xiàn)代白瓷媲美。具有“小家碧玉”的風范。

碗、盤和盞等器物的裝燒方法多采用支釘墊燒，在器物的圈足上一般都墊有3個小支釘，支燒時釘尖朝下，依次疊放，燒成出窯后，碗、盤和盞等器物的內(nèi)側會留下3個細小的支燒痕跡，這種支燒方法為介休窯所，也是我將這尊香爐看為介休窯香爐的原因所在。

明永樂、宣德時期瓷器上的海水紋通常有起伏相疊的波浪及涌起的浪花，其裝飾性比元代大大加強。
清州思惱寺出土的青銅懸香爐


造型非常優(yōu)美，這種懸香爐在同時期其他國家尚未發(fā)現(xiàn)，是高麗具有性的香爐，在彌陀會等場合中與香垸、光明臺一起使用。

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后，與本土文化發(fā)生關系，逐漸改變自己的面貌，融入到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里，儒佛道三位一體形成華夏文化主流。魏晉時，人們以老莊解釋佛教，東晉以后佛學又與玄學趨于合流，深為士大夫們所欣賞。

直到南北朝時期，佛教的立地位連同它深入人心的精神文化影響一并如日中天，特別是禪宗初祖達摩東渡來華，中國禪宗由此肇始。各地造佛修寺蔚然成風，作為祭祀禮器的香爐已被普遍使用。